一个赶驴的人

--记晋江市老促会创会会长洪肇服

    早在文革年代，我就闻其名，但不识其人。他曾是名噪一时的“走资派”。

    时光流淌。二、三十年后的一天，我果然见其人。那时，我在陈埭镇任职，他带一帮离退休老同志找到我,自我介绍：“我们这帮人是市老区建设促进会的，专门为老区人民‘化缘’来了，有人戏称我们是老区人民的‘丐帮’，我是帮主——洪肇服。”听到这个久违的名字，我如雷贯耳便脱口而出：“莫非是文革中的‘洪、杨、林、蔡’‘四人帮’中的洪某。”他笑着说：“在下正是。”这时我缓过神来仔细地端祥这位文革中的风云人物：一米七、八的个头，一头银发，鼻梁高高的，笑容可亲，微微下陷的眼窝里一对深褐色的眼眸悄悄地诉说着岁月的沧桑，穿着一双布鞋的大脚特别引人注目。眼前这位幽默、随和、慈祥的老人与文革中青面獠牙的印象径庭相反。受其精神感染，我当场拍板赞助老区建设基金20万。

    世间有许多巧合。又过了十年，我也加入他们“丐帮会”，还当起常务副会长。我与洪老成了“忘年交”，随着交往密切，对他的了解越来越多，敬重之情越来越强烈。他的人生历程是那么丰富，那么带有戏剧性 ：顺境和逆境循环往复，升迁与沉浮相互交织，祸与福相依。童年、少年、青年、中年、老年一路风雨，一路歌。

（一）

    1920年，阳春三月，乍暖还寒。英林埔顶竂这个穷乡僻壤的小山庄，一栋摇摇欲坠的土坯房传来了阵阵婴儿啼哭声，给这个“香火”奄奄欲息的穷苦人家带来了几分兴奋和希望。赶来帮忙的老阿妗看到外甥有了孩子，“香火”有了接续，高兴地说：“复起来了！复起来了！”。父母受到点拨，便为孩子取名叫“复”，论辈份属“肇”，冠其姓叫“洪肇复。孩子果然争气，长大成人竟然当上国家干部，为激励自己牢记为人民服务的宗旨，把“复”改为“服”，这是后话。

    洪肇服的父亲叫洪祖库，十二岁时父母双亡，留下一个十岁的弟弟，兄弟俩孤苦伶仃。后来，在好心的乡邻界叔的帮助下，变卖一些家产，兄弟俩到了南洋谋生去，在异国它乡捕鱼卖苦力。经过几年打拼，省吃俭用，攒下十几块银元返乡娶亲。洪肇服的母亲贤惠淑德、和睦邻里。她虽不识字，但明道理。深知，没读书，不识字就是“青瞑牛”，要出人头地就得让孩子识字。她抱病为人作帮工，克俭克勤，东挪西借，供孩子上私塾。十二岁那年，家里穷得揭不开锅，书实在念不下去了。他开始当雇工，先是当“短工”，后来当了“长年”。一年到头在东家干活，一天的工钱，只够买两个烧饼。

    1936年后，闽中地下党的朱汉膺和李岗先后到沿海塔头、伍堡和港塔等地以教师身份为掩护开展革命活动，发展党的组织。受党组织启发教育洪肇服终于走上革命道路。1940年参加地下活动，1944年正式加入中国共产党。

    他对党忠诚，决无二心。党组织在洪肇服家建立交通站，洪肇服担任交通员。为了帮助组织筹集经费他把家里一些相思树锯掉劈成柴块卖钱，把家里养的猪也卖了。甚至他父亲从南洋带回来，家中仅存的准备给芋芽妹妹结婚用的一枚金戒指也贡献出去。

    随着革命形势的发展，来交通站的人渐渐多起来，乡里人多有议论，母亲也觉得蹊跷，他不得不实情告诉她。开始母亲很担心，带着责备的口吻说：“小伙人，敢做这种杀头的大事情。”他把学来的革命道理讲给她听，渐渐地不再说什么，并默默支持地下党活动，热情接待来往同志，六、七年如一日。他的妹妹芋芽也成了她的好帮手。交通站来人时多时少，时早时晚没有一个准。饭做好了，她总是让同志们先吃饱，自己最后吃，有时只喝点薯渣汤。为了同志们的安全，她无论白天、黑夜每听到狗吠声厉害，就警惕起来，总要到村边巡视一番。为了革命洪肇服把身家性命都押上了。

    他勇敢、机智、出色地完成组织交给的各项任务。地下同志经常聚在一起,时间久了会让人生疑，为掩人耳目，他发起成立“埔顶寮八音社”。隔三差五凑在一起吹吹打打，地下活动就在演奏声中悄然进行。为了给组织提供较为稳定经费来源，他突发奇想，决定与另一位地下同志合买一头驴子，干起赶驴运货的行当。果然收入颇丰，又是交通员很好的职业掩护。从此，他风里来，雨里去，经常赶驴运货为革命筹集经费、送信、送情报，地下党的同志都叫他“赶驴的”。赶驴路上，他经常边走边揣摩革命同志传授的革命道理,平心静气化解了许多想不通的问题。赶驴生涯养成了他思考的习惯，也练就了他一双铁脚。

    做交通员随时有危险。有一次他带着上级“老祝”的一封密信要送到深沪科任去，走到湖仔厝时，遇到国民党的乡警抓壮丁，也被抓去了，押到英林乡公所关起来，身上还藏着一支“大曲七”，还好没有搜身。他反复提醒自己，沉着！冷静！趁乡警不注意把密信放在嘴里嚼碎后吞掉了。外面地下党“老祝”听到消息心急如焚，后来拜托同村在英林开店的国民党员洪富出面担保，他才安然无事被放了出来。

    他作风深入，有浓厚群众基础。1947年，中共闽中地委在他的家乡英林埔顶竂召开会议，传达贯彻闽浙赣边区“8.28指示”精神，总结开展武装斗争、建立隐蔽根据地、党的建设等方面的工作经验。参加会议有：闽中地委、泉州中心县委等地下党组织领导同志30多人，历时2个多月。在白色恐怖下如此大规模、高规格、长时间的会议，地点的选择至关重要，必须是群众基础雄厚的地方，而且要做到万无一失。时任埔顶竂党支部书记的洪肇服不负组织重托，带着开会的同志逐家逐户做工作，挑明了共产党的身份；要求大家保密，对外不能暴露；除了亲戚朋友有生人进村要及时报告。由于群众工作深入细致，党群关系融洽，会议进行顺利。与会同志有时还放声唱起革命歌曲，埔顶竂成了小小的解放区。

（二）

    天亮了，解放了。洪肇服获得新生，成为第一任金井区区长。值得一提的是，当时全县划分10区，十个区的区委书记和区长只有3人是地方干部，其余都是南下干部。洪肇服可谓锋矛初露。

    好景不长。当了2年4个月的区长便迎来了建国以来第一个政治运动——“三反”。有人诬告他“包庇地主”、“包庇恶霸”、“包庇土匪”、“包庇特务”。面对这些指控，没有别的办法，只有一条条地解释、分辨，用事实来说话。真的假不了，假的真不了。政治诬陷不行，就来经济的。诬告他在开展地下活动时期经手的经济账目不清，有私饱中囊嫌疑。幸好，他这个人历来小心谨慎，用他母亲的话叫“数沙走路”，经手的经济账目都保留单据。连前来清账的同志，都不得不承认，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能做到这样，确实是相当不容易的。

    “三反”运动总算没被定什么罪，他逃过一劫。但原来拟任县农会主席的决定也石沉大海，金井区区长也免了，调任晋江县供销合作总社任第一副主任，负责筹建工作。他无怨无悔，默默地工作。由于工作出色，后来又转任主任。1956年4月被任命为晋江县委常委，但没有宣布。5月，被选为中共晋江县第一届委员会委员，省第一次党代会代表。7月，调任中共晋江县委财贸部长。

    有一次，财贸部举办一个本系统的“三反”展览馆，在展览图片中的反贪污部分，根据事实列举了银行系统的有关贪污事例，用无指名的方式，批评银行副行长李××，其丈夫公安局长张××，夫妇每月工资200多元，银行有存款，还申请补助40元。李得知后，跑去向时任的某县领导哭诉此事。某县领导便气急败坏地跑到展览馆撕破展览图片。生性刚直的洪肇服不为所动，处之泰然。后来，地委派人调查证实后，责成某县领导在科局长会议上作检讨。然而，洪肇服怎么也没想到厄运已悄悄降临到他的头上。

    1958年，福建突然搞起所谓“反地方主义”，把原闽中地下党的主要领导打成地方主义反党集团。省整出“地方主义反党集团”后，各县市区纷纷跟进。此时洪在劫难逃，晋江县也弄出了一个以刘基固、洪肇服为首“地方主义反党集团”。从市直反到公社、大队，一大批干部被打成“地方主义分子”或内定“地方主义情结”。洪受留党察看一年半，行政降两级处分发配三明山区。先是参加重型机器厂的筹建，被任命民兵营长，带领一队退伍军人，进山砍毛竹，割茅草、搭工棚。后调到三明市五金交电门市部当营业员，再后来进山办养猪场……。

    1963年7月，“地方主义”得以平反，洪正式调入省侨委，恢复原来的级别，任命为侨汇处副处长。时隔不久，十年的动乱开始了。他被下放到晋江，安排在永和供销社一间饮食店卖“面线糊”。一个省里下来的“大官”不知犯什么错，被下放卖“面线糊”的消息不胫而走，一传十十传百，一些好事者以吃“面线糊”为名，不惜好远来店一睹这位“大官”的容颜。小店的生意顿时红火起来。

    后来，晋江县成立了中共晋江县革命委员会核心组，洪是九名常委之一，兼任革委会副主任。此时他已身不由己，再次被卷入政治风浪中。一派要打，一派要保。

    “四人帮”垮台后，洪肇服松了一口气，认为这下可以好好为党工作了。万万没有料到，当时省里的主要领导却借着在粉碎“四人帮”以后的清查运动，炮制了一个所谓“四0五”案件，诬陷“原闽中地下党组织的领导机关，完全是被国民党特务所控制，其主要负责人黄国璋、许集美、林汝南等人都是叛徒、特务、内奸分子”，几个地下党主要负责人再一次被开除党籍，逮捕入狱。与此同时，清查运动推及全省，一大批与“四人帮”篡党夺权阴谋活动没有任何牵连的原地下党干部和老区群众关进“学习班”进行审查、批斗，甚至入狱。洪肇服以反革命罪被判有期徒刑13年，剥夺政治权利5年。在许多人看来，这下洪肇服永世不得翻身了。

    天无绝人之路。1982年福建“405”专案受到中央关注，决定由中组部、中纪委、最高人民检察院、最高人民法院组成30多人的中央联合调查组进驻福建。经过认真地调查之后，认为涉及原闽中地下党主要负责人的“四0五”专案是典型的冤假错案，应予平反。1983年3月省委正式发出通知为黄国璋、许集美、林汝楠等同志冤案平反，恢复党籍。同年5月，省委又发文，对受“四0五专案”株连的地下党人员恢复名誉，消除影响。洪肇服被宣布无罪释放，恢复荣誉，安排在晋江县政协任副主席、党组成员。此时他已63岁。

（三）

    获得平反后，洪肇服的心情格外平静。他心里十分清楚能为人民工作的时间不多了，这时，他想的更多的是如何多做些事把蹉跎岁月流失的时光补回来。被任命为县政协副主席、党组成员后主要的工作是参与落实地下党政策和党史工作。

    有人劝他：“你大半生沉浮不定，是是非非就是因为地下党问题，刚平反解脱了，好了伤疤忘了疼，又要去淌这一浑水。”他说：“我们一直都在为地下党的工作所遭受的不公而鸣冤叫屈，现在党中央要实事求是地解决地下党遗留问题，这个责任我不能不承担，不承担对不起自己的良心，对不起广大的干部、群众，对不起无数的先烈。面前就是油锅，也得跳，‘我不下地狱，谁下地狱’。”

    在落实地下党政策，解决地下党历史遗留问题的过程中有很多人找过他，有的还是亲戚。有些同志只是一般的地下群众关系，不够“五老”条件，好说歹说就是听不进去，意见很大。有的自动脱党，有的甚至是动摇叛党，也出来要落实政策，达不到目的就恐吓骂娘。在大是大非面前他毫不畏惧，坚持原则。他说：“意见归意见，骂由你去骂。对党、对人民负责的原则不能丢，违反政策的事不能干。”
　　在参与党史工作方面，他始终本着对党负责，对历史负责的态度。有一次市委党史研究室编辑在出版《中共晋江地方史》时广泛征求意见。他直言不讳提出存在三大问题：

    一、对党中央《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学习不够深入，理解不够透彻，未能将中央的精神贯穿于党史编著工作的始终，影响了晋江党史编著的质量。

    二、“文革”中的派性影响尚未完全消除，妨碍了这一阶段党史资料的全面收集和运用，使党史编著出现片面性和倾向性。

    三、虽然已基本落实地下党政策，但建国以来晋江地下党干部、群众遭受的几次打击迫害，在党史中未能充分体现，也没有很好地总结经验教训，达不到以史为鉴，以史育人的目的。

    语言犀利、直截了当，直逼要害。当时市委分管领导十分重视，随即带领党史室领导及有关人员登门访问、座谈、征求意见。过后，洪结合一些具体事例写出洋洋洒洒八千字的意见稿呈送党史研究室及相关领导。后来晋江党史研究室将他的书面意见做了一些修改刊登于《晋江党史》期刊。

    洪肇服还是年轻时那股气势。坎坷的命运并没有使他变成一个意志消沉的懦夫，更没有使他变成见风使舵的“聪明人”，逆境的历炼，反而磨砺了他的思想，使他人格更加升华。

    65岁那年，组织上正式批准他离休。对常人来说，离、退休享清福是件高兴的事，然而他怎么也高兴不起来，他心里最割舍不了的是老区的发展，总觉得亏欠老区人民太多了。应找点机会还点债。机会终于来了。1990年经中央批准成立了中国老区建设促进会。它的主体是一批热心于老区建设的从领导岗位退下来的老干部、老将军、老专家组成。随后，省、泉州市也相继成立。洪老积极和一些老同志联系、酝酿，经市委批准，1995年11月，晋江市老区建设促进会终于问世。洪老被选为会长。

    曾有许多人劝洪老在家好好休息，享享清福，不要去做那些费力不讨好的事，而他说：“作为老区走出来的干部，想到老区人民对革命事业做出的贡献，想到革命先烈的英勇牺牲，我们又有什么理由可以推辞呢！即便是少活几年，把命丢掉，老促会的工作也是义不容辞的啊！”他把所有精力放在调查研究上，跑遍所有的老区村，做了大量的调查研究工作。积极为各级领导建言献策，协调关系，解决实际问题，为老区人民办实事。2000年3月，在“三讲”教育中，他集中老促会成员的意见，向市委反映老区的现状，提出把老区建设列为整改的重点内容。引起市委、市政府的重视，四套班子领导积极深入老区村调研。市委、市政府下发《关于进一步加强我市老区工作的意见》，支持老区社会事业和经济发展。帮助“五老”人员解决实际困难。每年由财政拨款一百万作扶持老区建设基金，后来又增加到300万、350万。2001年市委又把13个老区村列入相对薄弱村着力加强整顿和扶持。2007年起实行市主要领导赴老区村现场办公制度，多年来不间断。后来又增加每年市分管领导3场赴老区村现场办公。每场现场办公投入的扶持资金（包括政策扶持）都有数百万。这种扶持力度在泉州市乃至全省绝无仅有的。

    对于扶持老区发展，洪老有着自己的思考和做法。如极力反对撒味精式扶持方式，提倡相对集中、重点扶持、统筹推进。还如，他积极倡导“项目带动”的扶持方式。他常说，扶持老区要做的事很多，不是一个人或几个人能办好的，老促会的任务是带动、说服更多人，特别是领导参与等等。都得到市委、市政府和相关部门重视和采纳。

    他是几届市委书记挂钩联系的老干部。每次市主要领导去看望他，总是询问，生活怎么了？家庭怎样？身体好吗？有什么需要帮助？他总是笑着说：“好啊！好啊！托共产党的福一切都很好，就是……。”话锋一转，转到诸如以下话题：“市领导老区村现场办公已坚持多年，效果显著，你是新上任的领导也得继续啊。”新来的书记：“你放心，会的，凡是好的做法，都会坚持下去。”还如，“××老区村班子较薄弱”，“××老区村经济基础较滞后。”等等。他心中始终装着老区村、老促会，唯独没有自己。

（四）

    洪老今年已经96岁，仍然耳聪目明，行走自如，思维清晰，精神矍铄。一个饱经风霜的老人如此健康长寿，令人费解，奥秘在哪？让我来解读。

    从生活习惯来看，他起居有常，饮食有节。生活俭朴，粗茶淡饭，一日三餐从不挑食。一生不喝酒、不抽烟。正应《黄帝内经》中说：“食饮有节，起居有常，不妄做劳，故能形与神俱，而尽其天年，度百岁乃去。”

    喜好走路而且长年不间断是他一生一大特色。据他说，走路习惯从年轻时赶驴养成的。过后，如果一天不走路就觉得很难受。就是到了晚年他仍坚持每天用45分钟的时间，从家出发到镇侨联，往返步行3.5公里。世界卫生组织认定，走路是“世界上最好的运动”，每走一步，可推动人体50%的血流动起来，活血化瘀，是最简单的“血管体操”。

    其实，最重要的秘诀是他的内心充满着宽容与安宁。

    洪老经常说：“人活着要有目标，而且每个时期都要有阶段性目标。这样你就不会感到迷茫，而始终充满希望和信心。就像赶驴一样，当目的地认定后，每前进一步就是向目的地靠近一步，心里就有快到了，不远了的感觉。当你累了、困了，就会产生坚持就是胜利的冲动。”讲到多好啊！正因为他一生有很强的目标感，所以不管是顺境还是逆境，就是身在冤狱，对党、对人民的信念没有丝毫动摇。医学家早就发现，人生有目标，就会有积极的心态，而积极的心态可以激发生命活力，延缓衰老，战胜疾病。

    我曾私下与洪老闲聊：“你一生坎坷曲折，沉浮不定，后悔过吗？抱怨过吗？”他说：“比起刘少奇、彭德怀、贺龙等开国元勋所受的冤屈，我的案子算什么？再说，生活不会因你抱怨而改变，抱怨多了，愁的是自己，苦的还是自己，既然如此，何不微笑。”

    我曾问过他：“过去那些整过你的人，你会原谅他们吗？”他笑着说：“假如不能原谅，自己会感到痛苦不堪，郁郁不乐。我发现原谅别人之后，解脱的不是别人，而是自己的心。”

    讲得多好啊！心宽路即宽，对他来说一切不顺心，不如意的事都早已烟消云散，迎接他的是宽敞的道路和灿烂的明天。难怪他会长寿。

    洪老的故事讲完了。象这种体裁的故事很多，在现实生活中象故事中的主人翁洪老不是个别，我写这个故事不是简单地对老一辈苦难经历的重复，也不只是为了引起世人对这一代人的关注。我更想唤起人们对生活态度的思考，使大家从老一辈身上得到感悟：

    人生就象一部电脑，就这么块薄薄的芯片，下载的东西太多，就会不堪重负，运行就会缓慢。电脑如此，人也如此。被太多东西绑架，自然就会身累、心累。这个时候我们就要卸载不必要的软件，清理支离的碎片，存其真，守其善，尽其美。 

    人世间强者和弱者的区别在哪里？就在心态。以明亮的心情看人生，人生给你的是阳光灿烂。以阴暗的心情看人生，人生给你的是阴雨绵绵。在这嘈嘈杂杂的人世间，肯定有许多不尽如意的事，我们没必要老是咀嚼过去的苦难，给自己增添痛苦。忘掉昔日的纷扰，心里装满新的、美好的希望出发。这样，平淡生活也会演绎得有滋有味，多姿多彩。